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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狼山脚下  

2010-06-25 07:27:37|  分类: 秋雨作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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狼山脚下 - 佛心无限 - .

狼山脚下

作者:余秋雨

  1
 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,并不高,也并不美。我去狼山,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。
 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,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。历代文士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,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。《红楼梦》中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,闹得紧张万分,其实,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。再贫陋的所在,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,也会顿生风光。名号便是一切,实质可以忽略不计,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一。记得鲁迅说过,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,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,实在没有景致了,也可想出“远村明月”、“萧寺清钟”、“古池好水”之类的名目,于是,一个荒村、一所破庙、一口老井,也都成了名胜。这个县,立即变得古风蕴藉、文气沛然、不必再有长进。鲁迅激愤地说,这种病菌,似乎已经侵入血管,流布全身,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。
 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。起点名字本也无妨,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,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,苍劲的自然也就被抽干了生命。自然的最美处,正在于人的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。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,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,远比抱着一部《康熙字典》把它们一一收纳,有意思得多。
  早就这么想着,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,不禁精神一振。这个名字,野拙而狞厉,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。
  起这个名的由头,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,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狼出没。不管什么原因吧,我只知道,就在很早以前,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。宋代淳化年间,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“琅山”。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,如果仍叫琅山,那多没劲。
 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。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,到这里快走完了,即将入海。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,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。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,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。狼山对于长江,是欢送,是告别,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,因而把自已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。
  狼山才一百多米高,实在是山中小弟,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,看到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,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,东边远处是迷[氵蒙]的大海,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。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,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,只有开阔和实在,造物主在这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,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个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。
  我想,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,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,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,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。
  2
 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,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。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,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,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。
  狼山东麓有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骆宾王墓。恕我孤陋寡闻,我原先并不知道他的墓在这里。那天,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,信步漫走,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墓,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:“唐骆宾王墓”。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,但一见他的墓,我不由大吃一惊。
 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。骆宾王的归宿,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。武则天统治时期,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,帮助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。他写过一篇著名的《讨武[上明下空]檄》,雄文劲采,痛快淋漓。连武则天读了,也惊叹不已。徐敬业终于失败,骆宾王便不知去向。有人说他已经被杀,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,都没有确实凭证。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,引得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。怎么,猜测了一千多年,他竟躲在这里?
 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,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。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,全是被早年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。
  这个故事说,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,一天,一位叫宋之问的诗人到杭州灵隐寺游览。夜间,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。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,寺前黑黝黝的奇峰,产生了写诗的冲动。他沉思再三,吟出了这样两句:“鹫岭郁[上山下召][山尧],龙宫隐寂寥”。下面呢?他一时滞塞,怎么也接不上去了,只是苦苦在殿阙间徘徊,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,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。
  突然,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:“这位少年,深夜不眠,还在作诗?”宋之问连忙抬头,只见一们须眉皓白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,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。
 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,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,并说自己正诗思枯塞。老僧听罢,立即朗声说道:“何不接这样两句:‘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’?”
 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,这是多好的诗句啊,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”他在惶惑中赶紧谢别,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。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:
  鹫岭郁[上山下召][山尧],龙宫隐寂寥。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。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扪萝登塔远,刳木取泉遥。霜薄花更发,冰轻叶未凋。夙龄尚遐异,搜对烦涤嚣。待入天台路,看君度石桥。
 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,这是一首平庸之作,总体诗格不高,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小诗人。但是,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”两句,确实器宇不凡,在全诗中很觉嘱目。
 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,想起昨夜遭遇,似梦似真。赶到禅堂一看,早已空寂无人。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,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,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轻声告诉他:“这就是骆宾王!令天一早,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。”
 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。这们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了禅堂,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,直至须发俱白。但是,艺术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圆寂,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。政事、兵刀、讨伐、败灭阻遏了他的创造,只落得这们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、东奔西藏。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,在禅堂中毁了几章。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,在写写弄弄,吟吟唱唱。
  更有魅力的是,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。宋之问那夜遇到的,很可能是另一个大诗人。如果是这样,那么,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“共名”。
  但是,我们仍然不妨设想,骆宾王自觉那一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,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。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,行行止止,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,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。我相信,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是极其灿烂的,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,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。坟近长江入海处,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,一种表征。
  据《通州志》记载,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,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离。二百四十年前,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[扌不]浸水的黄土,掘得石碑半截,上有残损的“唐骆”二字,证之《通州志》,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葬之地。于是稍作迁移,让它近傍狼山,以便游观凭吊。
  3
 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,气派大得多了,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。
  张謇中状元是一八九四年,离一九0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十年,因此,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,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。
  中国科举,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、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。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,大多与它相关。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。《唐摭言》记,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,曾高兴地说:“天下的英雄,入吾彀中矣。”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,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‘彀中’。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,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。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,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,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挑逗起来,纳入封建政治机制。时间一长,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,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。可以设想,要是骆宾王讨伐武则天成功了,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,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。
  这事情,拖拖拉拉千余年,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。张謇中状元时四十一岁,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逆的历史信息。他实在不错,绝不做“状元”名号的殉葬品,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了望,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。
  只有在南通,在狼山,才望得到大海。只有在长江边上,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。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,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,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,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,强胜弱灭。
  我们记忆得,如果那个故事成立,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”的诗句;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,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,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。这番千古幽情,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。他正站在狼山山顶,山顶上,有一幅石刻对联:
  登高一呼,山鸣谷应;举目四顾,海阔天空。
  于是,他下得山来,着手办纱厂、油厂、冶铁厂、垦牧公司、轮埠公司,又办师范、职业学校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公园、剧场、医院、气象台,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。直到今天,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。
  一个状元,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,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Paradox--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,义近反论、悖论、佯谬吧。其实,张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,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: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。
 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。他的力量不大,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;他的眼光有限,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。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、经济漩涡所淹没,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,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。但是,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,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,树影茂密,花卉绚丽,真会让一[扌不]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。
  4
  不管怎样,长江经过狼山,该入海了。
 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,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,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。
 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,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,那么我想,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。那里,每天出现着《子夜》式的风化,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。最后一代传统文人,终于在街市间消亡。
  汽笛声声,海船来了又去了,来去都是满载。狼山脚下的江流,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,奔向大海,奔向大海。
  汽笛声声,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。
  录自《文化苦旅》
   青云谱随想
   余秋雨
   1
  恕我直言,在我到过的省会中,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。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。
 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,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,但原先他却做过十多年和尚,做和尚之前他还年轻,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。不管他的外在身分如何变化,历史留下了他的个最根本的身分:十七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。
  他叫朱耷,又叫八大山人、雪个等,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代。在朱耷出生前二二三年,朱权被封于南昌,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期原因。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,而且也信奉道家,这都与二百多年后的朱耷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,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,只能或僧或道,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,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了。说起来,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,他因事见疑于明成祖,便躲在自筑的“精庐”中抚琴玩曲。但相比之下,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望、更凄楚,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。
 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,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孤傲?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,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。
  不仅有汽车站,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,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,门庭若市,园圃葱翠,屋宇敞亮,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。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,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,而乐于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。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,说是朱耷的后代,满面戚容,步履沉重。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,心想,朱耷既做和尚又敌道士,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,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,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,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。
 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。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,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的孤独艺术家,没有什么不好。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,让拥挤的游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。然而无可奈何的是,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韵完全失落了,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杳不可见。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,毕竟是一种悲哀。
  记得年前去四川青城山,以前熟记于心的“青城天下幽”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、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。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,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种行迹,有关画家张大千的缥缈遐思,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。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城山游记,就是这个原因。幸好有关青云谱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,我还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,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。
  没到青云谱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。为此,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和知识题:“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”。一位考生的回答是:“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,通诗文,有傲骨,姓名待考。”
 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,这道题目的“圈套”也在这里;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“通诗文,有傲骨”十分有趣;至今在考卷上写“待考”,我不禁哑然失笑了。朱耷常把“八大山人”这个署名连写成“哭之”、“笑之”字样,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。
  与这位考生一样对朱耷的隔膜感,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。他们面对朱耷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,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,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。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,十七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,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吗?
  对于中国绘画史,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。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。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。
 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,当然也是大匠如林、佳作叠出,有一连串说不完、道不尽的美的创造,但是,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,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的直捷外化,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、朱耷、原济以及“扬州八怪”等人了。
  毫无疑问,并不是画到了人,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。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、阎立本、吴道子、张萱、周□、顾闳中等等,他们的作品,或线条匀停紧挺,或设色富丽谐洽,或神貌逼真鲜明,我都是很喜欢的,但总的说来,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不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。他们强调传神,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已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,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,倒是山水、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。
  山水、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亲,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现了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的美学意境,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观念,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。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有浓有淡,有枯有荣,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,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,因此,久而久之,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,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。
 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。说低一点,那或许是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;说高一点,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、感觉、悟性。在中国古代,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,即使到了现代,国画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遨游。
 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,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、更坦诚的东西,例如像文学中的《离骚》。有没有可能,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、焦灼、挣扎、痴狂在画幅中燃烧,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、气韵、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,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全心全意,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、罗丹和梵高?
 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,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,精神陡然一震。后来又见到过他的《墨牡丹》、《黄甲图》、《月竹》,以及我很喜欢的《杂花图长卷》。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逦泼的墨色与线条,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。在这里,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,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。
 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。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“徐文长”的故事,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,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,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。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、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,但人间苦难也真是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,参加过抗倭斗争,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。他曾自撰墓志铭,九次自杀而未死。他还误杀过妻子,坐过六年多监狱。他厌弃人世、厌弃家庭、厌弃自身,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,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、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。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,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。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倦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,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。在中国古代画家中,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,即使有,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。
 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,便是朱耷。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,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,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个更寥廓的层面。他的天地全都沉沦,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、残叶、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,让一些孤独的鸟,怪异的鱼暂时躲避。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,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,以丑直锲人心,以丑傲视甜媚。它们是秃陋的,畏缩的,不想惹人,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,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,冷冷地看着,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。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、老态的,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了种极度的敏感,它们会飞动、会游弋、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。毫无疑问,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。
 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,牡丹象征什么,梅花象征什么,喜鹊象征什么,老虎象征什么,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,每每坠入陈词滥调,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,例如韩干笔下的马,韩□笔下的牛就并不象征什么。但是,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,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对应着什么人,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,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氛。面对朱耷的画,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。
 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,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,他与朱耷都是“金枝玉叶老遗民”。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、大涤子、苦瓜和尚等。他虽与朱耷很要好,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,精神痛苦朱耷那么深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,悲剧意识有所泛化。但是,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,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。沉郁苍茫,奇险奔放,满眼躁动,满耳流荡,这就是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“四王”(即王时敏、王鉴、王[上羽中冖下车]、王原祁)潮流形成鲜明对照,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。有他们在,不仅是“四王”,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、因袭、精雅、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,一对比,在总体上显得平庸。
  徐渭、朱耷、原济这些人,对后来著名的“扬州八怪”影响极大,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。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,就这样构建起来了。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,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一种骄傲。
 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,他说:
   青藤(即徐渭)、雪个(即朱耷)、大涤子(即原济) 之画,能横涂纵抹,余心极服之。恨不生前三百年,或 为诸君磨墨理纸,诸君不纳,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,亦 快事也。
  早在齐白石之前,郑夔(郑板桥)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,其文为:
   青藤门下走狗
  这两件事,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,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,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。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,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。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,郑、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。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,一生为人质朴,绝不会花言巧语。
   3
 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,也消磨了大半时间,面对着各色不太懂画、也不太懂朱耷的游人,我想,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强健的现代画家去震撼这些游人,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,于也渐渐与艺术的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。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道德疏离了全心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,全心全意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,那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的热爱全心全意,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?或者像朱耷这样,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,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到赶过来做他的仆人?
 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,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。现代艺术家在那里?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,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,是坦诚而透澈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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